中国乡村治理4篇

中国乡村治理4篇中国乡村治理　JournalofChizhouUniversity2019年8月第33卷第4期Aug.2019Vol.33No.4收稿日期：2019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乡村治理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中国乡村治理

urnal of Chizhou University2019年8月 第33卷 第4期Aug. 2019 Vol.33 No.4收稿日期：2019-05-14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17jyxm1366）。作者简介：朱亮（1986—），男，安徽岳西人，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教学管理研究。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演变及其特点朱 亮（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1）[摘要]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以官为主、官绅结合、以地方士绅为主。三个阶段都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主线，结合各朝代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具有各朝代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关键词]中国古代乡村；乡村治理模式；乡里制度[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9)04-0055-04历史上，我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乡村自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乡村治理成为中国地方治理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其治理模式的选择及治理成效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命运与兴衰，因此，乡村治理就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所谓乡村治理是指中国的历朝统治者如何对乡村进行管理以保证乡村地区的稳定，从而达到夯实统治者统治基础的目的。自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统一到1912年辛亥革命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从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制度可知，皇权止于县政， “乡”不在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之中，它只一种社会组织，主要职能是“劝导乡里、掌民教化，以促进民风、维护统治秩序”。但在中国封建农业社会大前提下，乡村是封建王权巩固的根基。统治者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在农耕社会，能够创造财富的主要是乡村，为减少官僚机构，节约治理成本，国家依托乡村内部的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这样既可以维护乡村稳定，同时也方便统治者最大幅度掠取乡村的资源。分析研究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和特点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我国乡村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演变纵观历史，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以官方为主的治理阶段、官绅结合的治理阶段和以士绅为主的治理阶段。1.1以官方为主的治理阶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95年）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萌芽形态是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主导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是由乡官制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乡官制是当时乡里制度的雏形。以官方为主的治理特点是：中央王朝体系就力图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大一统，在全国建立郡县制，封建王朝自此就几乎垄断了国家的全部权力。秦始皇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国家机构并设立近乎苛刻的封建律法，不断巩固其统治地位，从而控制整个社会。郡县行政区划的设立，使得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直接到达全国所有的郡和县，甚至可以将行政力量和宗族力量结合来控制乡村。在行政区划设置上，秦始皇将西周的诸侯国改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郡县，在县以下设若干乡、亭。乡、亭以下设里，因此，乡和亭则是这个时期地方的最底层行政区划。这种治理制度叫做乡里制度，也被称为“乡亭制”。

　“乡亭制”的乡村治理制度遵循“有秩，各有掌，重教化”的原则，因此“乡”和“里”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成了中国乡村治度里最为重要的两级组织。乡官主要由官派产生，辅以民间推选，并享有俸禄品秩，民选的乡官大多是年龄较大的德高望重者，因为这些人在乡村里具有较高的地位，易使乡民信服。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封建专制统治无法达到高度集权的程度，此时的乡村社会依然基本处于半自治状态。中国古代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组织形式相同，且历代因循，随势而变，大小不一，由于王权不下乡，乡和里就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乡官由上级官员指定或由县令指派。DOI：10.13420/j.cnki.jczu.2019.04.014

　1.2 官绅结合的治理阶段（公元589年至公元1070年）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二阶段是官绅结合治理时期。官僚与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精英人物，在古代乡村治理过程中，两者分别担当了不同的角色，他们既有协作又有冲突，形成了所谓“官绅共治，政事协商”的乡村治理模式。即官、绅结合，共同对乡村进行治理，这一时期乡村治理的另一特点是：乡里制度逐渐转变为职役制度。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隋统一全国后，社会稳定，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增多。隋文帝为国家选拔人才，创建了科举考试制度，并下令整顿户籍管理制度，命州、县官按乡村统治体系进行户口普查。隋代的乡村治理，令五百家为一个乡，百家为一个里。起主要作用的是里正和党长，这样乡、党、里构成了隋朝乡村治理的主要模式。随后从三级乡村治理制度转变为乡、里两级制，但较之前相比，基层的政府管理人员人数骤减，官方对于乡村的治理权力开始弱化，逐渐向职役制转变。与隋朝不同，唐朝一直实行的是乡、里、村三级的乡村治理制度，后来，废除乡长，但保留“乡”的建制，所以“乡”的功能则进一步被弱化。在安史之乱之后， “乡”这一级基层管理组织基本丧失作用，而里和村的作用则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村”，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正式基层管理组织登上历史舞台。宋代乡里制度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初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的变化较为巨大。初期县以下为乡，继续实行乡里制度，乡以下设里，里以下设户。然而，此时的乡和里规模均与前朝大相径庭。而宋初的乡、里的规模远大于唐朝设置的乡，约为五百户，里的范围则为百户。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受地方政府控制，但主要依赖乡村士绅。士绅是随着隋文帝创立科举制后逐步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在古代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古代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士绅既代表国家行政力量，又与广大老百姓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官民之间纽带和桥梁，是国家行政力量在乡村地区的延伸。士绅受官府委托，行使行政权力，维护地方稳定；与此同时，作为老百姓的代言人，士绅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正是由于士绅在国家机器和广大人民之间不断进行调节，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不断整合。总体来说，中国历史的这一阶段是处于由乡、里、村制度逐渐向保甲制度转变、由乡官管理制度开始向职役制转折的时期。在行政级别上，乡和里的地位随着封建王朝的更迭而逐渐下降，乡村自治的功能逐渐弱化。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逐步增强对乡村的控制。乡村的权力核心更多地被中央直接控制的州县职役官吏所掌控，具体进行乡村治理是那些与官僚相互勾结的乡绅。。1.3 以地方士绅为主的治理阶段（公元1070年至公元1906年）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从北宋王安石变法至清末的地方自治的出现。这一时期，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制度正式由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权力核心从乡镇直接回到“县”这个行政级别， “县”成了基层行政组织。为加强皇权统治力度，巩固皇权在乡村的统治基础， “县”以下实行保甲制度，基于族权庞大的宗族组织，建立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的乡村自治体系。宋朝熙宁新政时期，王安石厉行变法。在机构设置上，县级以下实行保甲制度，熙宁三年（1070年）寺农司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规定十家为一小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统治者为保证保甲制度的顺利实施，一方面建立分管部门来督促制度的推行，另一方面颁布相关法令来保障其实施。保甲制度的建立在全国乡村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治安与管理网，极大程度地削弱了乡村治理的自治色彩，标志着封建专制国家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的增强。至此， “乡”和“里”的地位已几乎全部丧失，不再具有行政组织的职能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乡里制度真正转变为职役制，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强化。元代的乡村治理制度较为复杂，初期基本上推行的是唐朝的乡里制度和金朝的村社制的混合管理模式，同时还出现了都图制。明代的乡村治理制度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北方的乡村治理制度带有着金、元的乡里制和村社制的色彩，而南方的乡村治理制度受宋朝都保制的影响较大，南北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清代的乡村治理制度基本与明朝相同。雍正年间，清政府就保甲制度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规定了保甲组织中各级人员的赏罚措施，并且对保甲编制实行更加灵活的政策。清朝保甲制度的继续推行表明清政府对乡村的监管更加严密，乡村的自治权几乎完全丧失。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虽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县”作为清朝最基层的政权，由于远离城市，外国侵略者无法顾及而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一阶段的乡村治理官员基本以乡绅为主。乡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团体，他们是代表国家权力池州学院学报 第33卷56

　的官僚队伍成员，是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之一，体现了的中央意志。与此同时，由于乡绅是从地方或宗族中走出来的，在宗族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中成长，必然也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因此，乡绅在中国古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乡绅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不但要从意识形态上对老百姓进行引导，还需要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上行使行政职权。一方面，乡绅作为治理官员，发挥领导作用并在增进地方福利中扮演积极角色，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尊敬和追从；另一方面，乡绅缺乏威权，只能对官员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促使官员创制、修改或撤销某个决定或行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乡村治理制度，从秦统一全国开始的以官方为主导的乡里制度一直逐渐演变到唐、宋时期的官绅结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乡村治理制度逐渐由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从唐宋以前的乡官全面控制发展为官绅结合治理乡村，最后由于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收回到国家能直接干预行政区划中，这样，封建专制更加强化，乡村自治的色彩日趋淡化，自治权又逐渐丧失。在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农业社会为主的，统治者为了达到对土地和人口更有效更直接的控制，一直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村，目的都在于能够以最少的成本来攫取乡村最大的资源，以夯实统治基础，加强中央集权。2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演变的特点分析纵观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是以宗法观念来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税收来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度将文化和知识联结起国家和乡村社会，使正统封建理论在乡村社会思想领域占绝对领先和主导地位，逐步使乡村社会成为半自治化的政治经济实体。乡里社会是一种因血缘与地缘关系而紧密结合并注重封建礼数、教化的传统社会。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有以下特点：2.1皇权不易下乡，族权掌管地方由于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并且受到地域环境、经济、治理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国家无法将权力延伸至每一个乡村区域，对郡县以下地域控制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相对有限，故有“皇权止于县”的说法，因此，国家政权对于农村社会的控制是依靠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宗族是建立在血缘、地域关系基础上的组织，在中国古代，家族成员共同参加各项生产活动，每个家族成员的劳动都建立在家族共同利益基础上，劳动成果与直接利益相关，可以更好地提高家族成员的积极性。由于生产力低下，基于亲缘关系的宗族成员齐心协力应对严峻的生产生活环境，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农业家族规模经济一直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共存。在我国古代社会，宗族以其强大的内聚力和地域优势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足以看出宗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乡村治理通常都是以宗族为代表协助或代替乡里基层行使行政管理权，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的政权力量，用宗法血缘这个深入人心的纽带将“家”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之所以能够代表国家政权行使行政治理权力，是因为宗族是介于“国”和“家”之间的一种社会单位，但归根结底还是中央和地方、政权和族权在乡里基层最终相互妥协平衡的结果。通过国家机器的授权，宗族组织确立了族权的官方形象，获得一系列国家赋予基层的行政管理权力，提高了宗族的权威性，进一步增强了对成员的掌控力度。国家通过宗族这个地方权力机构，不但控制了乡村社会，也极大程度的弥补了国家行政力在乡村地区的不足，既方便国家机器最大程度的攫取乡村资源，又最大幅度的降低了乡村治理的成本。此外，国家政权对宗族的扶持力度，一般因国力强弱而定。国家繁荣强盛时，国家则侧重于对宗族的控制，避免其势力过于庞大而威胁国家统治根基；当国力单薄虚弱时，则侧重于对宗族势力的利用，利用宗族来治理好乡村，便于国家攫取乡村资源以增强国力。2.2 皇权间接干涉，士绅担当重责历代封建王朝的行政区划都是止于“县”的，封建社会的官僚体系都是以县令为终端， “皇权止于县政”，即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乡村生活。封建统治者想控制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就只能在乡村内部寻找权力代理人，借助其管控乡村。封建王朝统治者在乡村一般都会选择德高望重、声名显赫之士作为管理者，这些人平日里就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敬仰和尊重，国家通过官方授权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统治权威。士绅官僚是传统中国政治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层，他们在经济上拥有土地，在政治上通过考试和捐纳等方法成为官僚。他们在乡村里拥有一定地位和话语权。按照权势...

篇二：中国乡村治理

市场信息导报200百科论坛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及解决对策 ◎ 邰国英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农村发展逐步被边缘化，矛盾越来越突出，群众也有了多元化诉求。当前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中，土地资源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流失，同时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下，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应对新形势下带来的调整，我们需要做好乡村治理工作，为农村的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一、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分析（一）乡村治理模式不完善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来看，虽然在以往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面对当前形势下，传统治理模式显得比较落后，问题会越来越多，单一的治理方式无法进行全方位考评。这样导致农民技术水平与文化水平被忽视，也不能将政府单位领导的带头作用发挥出来，为农村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限制作用。在长期权利制衡中，权利过于集中在某个人手上，乡村治理则会被架空，辅助的话语权将会丧失，并如同虚设。（二）乡村发展水平不高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水平和经济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乡村治理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整体上看农村生产模式较为落后。当前很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浮于表面，环境治理进展缓慢，农民文化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农村经济发展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农村生活水平还未能得到提升，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加强乡村治理显得势在必行。（三）治理模式与实际联系不紧密传统治理模式以“自治”与“规治”为主，为农村发展格局带来了限制，其中自治的治理模式对人才管理不重视，也缺少对市场的准确判断，而规治的自理模式忽视了对实际情况的认知，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对此不管是“自治”还是“规治”，均要求结合农村地区实际情况。不同农村地区在发展速度与情况上不一样，所用治理模式的程序与方式也不同，很多乡村治理中未做到因地制宜，采取的治理模式适应性也不强。二、我国乡村治理困境的解决对策（一）优化乡村治理模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了很多弊端，不能带动农村群众的增收致富，农村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有了巨大改变，人口结构与服务需求也出现了新的要求。而一元二元治理方式不能满足当前城镇化进程需要，应该发展“自治”与“规治”相互协调与促进的多元化治理模式，通过两者的相互制约与监督，防止在治理中发生失衡的问题。农村集成社会问题很多，乡村管理人员与基层带领人员利益问题并非仅仅体现在表面上，也不只是满足现阶段既定的利益。对此要注重对监管机制的完善，不断优化乡村治理模式，做好治理模式运行监管工作，推动监管机制的发展，确保乡村治理模式发挥出应有作用。可以制定多元化治理结构应变方案，实行乡村监管机制、民意监管机制和社会监管机制，只有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概述，才能有效防止出现贪腐问题。（二）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在政策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态度对政策是否有效运行影响很大，而乡村治理政策的实施就应该得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政府相关部门要放宽政策，在乡村治理上提供更多政策与资金支持，激发农民的热情，并发挥出对乡村治理政策实施的监督职能，维护乡村治理秩序。此外，政府要定期组织开展乡村文化宣传工作，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并科学制定农民种植农产品补贴方案，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只有将上述乡村治理措施落到实处，才能防止治理中发生政府失职、监督机制失控和村委会失调等现象，促进乡村的和谐发展。（三）创新乡村管理体制与模式一是加快农村社区建设步伐，并采取“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社会也逐步向现代多元社会迈进，利益诉求上表现的更加多元化，也引发了很多基层矛盾。这需要我们加强乡村治理，通过优化乡村治理模式、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创新乡村管理体制与模式和强化基层人员观念，确保乡村治理水平得到提升。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对策。便于管理、群众自愿”的方法。二是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党组织设置模式，采取“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的方法，让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渗透力得到增强，将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三是不断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将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村民议事协商委员会涵盖在内 [3]。四是大力推动农村各类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包括专业合作社、专业经济协会等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志愿者协会、老年人协会、文体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要通过农村社区自助与互助服务，让农村社会自治功能与民主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四）强化基层人员观念乡村治理工作中还要以市场为导向，将县镇单位引导作用体现出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与政策，这就凸显了基层组织者与管理者的重要性。对此需要提升他们的思想观念，能够规范开展工作，通过合理用人，让乡村治理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为了强化基层人员观念，可以定期组织开展思想文化建设活动，帮助基层人员逐步塑造起优良品德。同时要做好检查工作，让基层人员始终保持着积极、认真的工作状态，并鼓励他们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基层人员的作用发挥出来，让乡村治理工作有序进行，推动农村的又快又好发展。总之，乡村治理模式通常只针对乡村的发展，而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只有加快了农村发展速度，才能带动全国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做乡村治理工作，涵盖农村环境、生态、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对农村结构进行优化，不断完善治理模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尚处在初级阶段，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作出调整，让乡村运行状态得到有效调节，为国家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万方数据

篇三：中国乡村治理

：XXX 日期：2021.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乡 村 治 理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 ， 也是一部中国乡村治理史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乡村治理之于国家稳定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其成效不仅关系到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精神生活的改善，更是衡量执政党治国安邦能力、体现执政党发展理念的重要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解放农民，还是集体化时期的互助合作，抑或是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体制外突破，以及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可视为乡村治理的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乡村治理史。因此，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前言

　一 ． 走向解放 （ 1921 — 1949 年 ）二 ． 组织起来 （ 1949 — 1978 年 ）三 ． 融入市场 （ 1978 — 2012 年 ）四 ． 迈向振兴 （ 2012 年至今 ）五 ．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目录CONTENTS

　走向解放（1 921 —1 949年）〖 壹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一、走向解放（1 921 —1 949年）领导农民走向解放○ 也是打破传统乡村社会旧秩序、建立革命新规范的合法性来源。○ 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出发点与理论的基石，近代社会，由于外敌的持续入侵和长期的战争破坏，绝大部分农村陷入凋敝之境，农民生活日渐贫困化。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

　一、走向解放（1 921 —1 949年）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农民，把农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为长期“失语”且政治地位较低的广大底层民众发声，恰好契合了时代需要和农民诉求，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从实践层面看从大革命时期到苏维埃时期，再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动员和解放贫雇农，赋予贫雇农以政治地位，给予贫雇农以生活保障，并依靠贫雇农走向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解放是党革命实践的重要内容。

　一、走向解放（1 921 —1 949年）◎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解放的指向是多元的，既包括贫雇农的解放、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包括等级制度的破除、自由观念的传播，等等。◎ 以男女性别的解放为例，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近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男女同权”思想，系统阐述了妇女解放理论，还将理论推向实践，提倡“婚姻自主”，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妇女参加生产、妇女走出家庭等。◎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给农村社会带来的解放是全方位、立体式的。

　组织起来（1 949—1 978年）〖贰〗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二、组织起来（1 949—1 978年）20世纪50年代初期，彻底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产权关系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在农村，尤其是新解放区倡导建立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组织起来”成为乡村治理的显著特征

　二、组织起来（1 949—1 978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并要求“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1951 年 12 月随 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共中央确立了对农业个体经济进行改造的方向，加速了“组织起来”的步伐，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1953 年1956年底，伴随着96.3%的农民加入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不过，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并不代表农村变革的终结，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1956 年底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国农村逐渐进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人民公社解体。1961 年

　二、组织起来（1 949—1 978年）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组织起来”，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和逻辑起点1 1一方面，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村，彻底从传统乡村社会“国家-乡绅-农民”的三层结构转变成为“政社合一”的全能型基层政权组织，并形成“国家-农民”直接对话的二元结构，拉近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距离。其中， 农村党组织的发展 、 农村干部的培养 ， 不仅是全能型基层政权组织得以维系的关键 ， 更实现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极力诉求的权力下探 。

　二、组织起来（1 949—1 978年）另一方面，将农村社会组织起来，既有助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工业化建设步伐。大型水电站的修建、荒地的大面积开垦、农业技术与经验的推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农业劳动时间的延长……均是集体化时期农作物产量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而这恰恰就是组织起来的力量实现的，是分散小农难以企及的。同时， 组织起来的农村 ， 减少了资源汲取的阻力与成本 ， 为当时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与资金积累 ， 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动力 。2 2

　融入市场（1 978—201 2年）〖叁〗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三、融入市场（1 978—201 2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讨论的广泛开展，以及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探索实践上升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并走向长期化与制度化，一起劳动、集中分配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被取缔。诚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是农村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集体化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资源和动力，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但是，真正激发出农村发展新活力的还是市场的引入。

　三、融入市场（1 978—201 2年）20世纪80年代，随着分田到户政策的落地，农民重新拥有了农作物种植的决定权，并逐渐分离出了专门的商品经营专业户，他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或是从事非粮种植，或是从事非农业服务，并逐渐成长为中国农村发展不可忽视的新经济力量。其一 ， 是从事非农经营的种植大户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价格双轨制”政策的出台，乡村市场更加活跃，具有强烈市场经营思维的江浙地区，率先开启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新模式，并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这些乡镇企业以社队企业和私人企业为主，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给国家提供额外税收的同时，也实现了国家经济改革的“体制外先行”，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参考。其 二 ， 是 蓬 勃 发 展 的 乡 镇 企 业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证明，农村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是出现了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现象：

　三、融入市场（1 978—201 2年）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城乡贸易市场的开放，建立在传统社会“货郎担”理念基础上的农民贩运开始出现，甚至在温州、义乌等地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小商品市场。依托城乡市场贸易的农民贩运，将农民的创业精神和乡村发展融通起来，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路径。其三 ， 是依托城乡贸易的农民贩运与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不同，农民工是离土又离乡的新型社会群体。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已颇具规模，1989年，中国第一次出现“民工潮”，全国“流动大军”已达3000万人。持续的农民工浪潮，不仅引发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更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反过来，农民工进城打工赚取的收入也成为他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农村变革与市场发展的深度融合，实际上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不断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第 四 ， 是 离 土 又 离 乡 的 农 民 工

　迈向振兴（201 2年至今）〖肆〗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四、迈向振兴（201 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引下，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关键性贡献。下一步，中国的减贫事业将进入乡村振兴阶段。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由此看，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延续发展 ， 更会伴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始终 。

　四、迈向振兴（201 2年至今）① 2018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中共中央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视为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②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承诺，更是农民彻底解放的重要体现。③ 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取得成效，就是由能否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所决定的。④ 需要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已经成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⑤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加大力度推动中国农民走向专业化、现代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 首先 ， 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

　四、迈向振兴（201 2年至今）①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需要把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防止政府的支农目标和市场机构的利润目标发生变异或产生冲突与张力，从而使国家反哺农业的政策大打折扣。② 与此同时，要超越单一的行政管控思维和逐利性的市场思维，发挥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新型关系，使乡村发展实现自我造血。其次 ， 乡村治理要超越政府与市场二元结构 ， 实现 “ 政府- - 市场- - 社会 ” 三位一体 。① 在中国复杂的地理特征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背景下，粮食中长期供求呈现紧平衡状态，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② 为此，应在保持耕地面积红线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增加农作物产出的科技含量，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农业科技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③ 总之，当前中国农村正在迈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需要国家、农民、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最后 ， 要高度重视科技兴农 。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伍〗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是人类发展史的宝贵财富。当前，温饱问题、贫困问题仍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难题，乡村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借鉴。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1 1 、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乡村治理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一盘散沙的乡村格局无法抵御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具有传统性质的小农经济无法改变积贫积弱的历史局面，农民的短期利益选择无法支撑国家的长远战略规划。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艰苦探索证明：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010203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出了一条以动员农民为中心的革命发展道路，并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此以崭新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人民温饱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对人民的承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攀高峰、过险滩，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 国共 产党 成立 伊始 就致 力于组织和动员群众2 2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一直以来的根本立场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故步自封的政党，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理论品格3、 、 善于学习和利用各种有益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列主义、借鉴俄国苏维埃革命实践，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为早期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到乡村治理上，“农村包围城市”“体制外先行”“三权分置”“土地流转”均是例证。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当前 ， 中国乡村治理迈向新的征程 ， 面临很多新问题新局面 ，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一定能取得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辰，对中国乡村治理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同时也是一个起点。回顾历史，继往开来，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农村社会的流变，在时代进步和全球化的视角中把握中国乡村治理的进路，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基本理念，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念。

　姓名：XXX 日期：2021.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乡 村 治 理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 ， 也是一部中国乡村治理史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篇四：中国乡村治理

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2021 年第 3 期NO.3，2021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乡村治理始终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一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孜孜以求并努力探寻的政治目标。可以说，我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就是一部乡村治理的发展史、变迁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持续深入发展，特别是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征程，农村政权组织、财税体制、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正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引发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深刻变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讨国家治理的相关重大问题，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1] 。国家发展的基础在乡村，乡村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和基本单元，是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根基。乡村治理成效决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败。直面农村土地制度、经营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就必须以农村治理体系改革为根本突破口，主动应对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运用法治理念和方式，推动农村治理向法治化轨道快速迈进。这不但对于破解农村改革中的深层次新问题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且是提升农村治理效益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实现路径。因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及法治化治理的现实思考孙秀芳 邵 林摘要：

　乡村治理贯穿于乡村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的乡村治理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通过类型化的分析和梳理可以发现，我国的乡村治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看，法治化治理是当前乡村治理的应然选择。由于诸多障碍性因素的影响，推进乡村法治化治理仍存在现实困境，有必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农村法治文化氛围，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系统完善的农村法治体系和以党的建设引领法治乡村建设等方式方法加以化解，进而释放应有的治理效能。关键词：

　乡村治理；历史演进；法治化治理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3－0066－12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渊源及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WTA02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习近平与毛泽东党建思想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8B22114。作者简介：

　孙秀芳（1974—），女，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邵 林（1996—），男，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66

　此，总结归纳乡村治理的内涵特征，分析梳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脉络，对于顺利推进乡村法治化治理具有重要启发作用和现实意义。一、内涵解读：治理及乡村治理（一）治理“治理” （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本意为控制和操纵。它作为政治学、经济学概念，兴起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国家。1989 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1992 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题为“治理与发展”；1996 年联合国开发署年度报告的题目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份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这表明“治理”已经引起全球范围的热烈讨论，而其背后所隐含的是“治理”正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和相关组织实现有序发展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 — 在全球化浪潮下，如何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推进公正合理的秩序这成为亟待破解的治理难题。现实问题引发现实思考，相关领域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就“治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 “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罗兹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指出，治理就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的作用发挥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徐勇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治理”问题的流行趋势，并从我国公共权力变革来考量，对“治理”进行了深刻阐释。他认为，治理是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而要达到治理的目的，必须要借助于公共权力。只有通过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作，改善公共权力使用方式，才能妥善处理公共事务 [2] 。相关学者对于“治理”存有不同见解，也使得“治理”的内涵日益丰富，它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还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综上来看， “治理”集中关注于既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以满足公众需要，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它与“管理” “统治”有着严格的不同概念界定。（二）乡村治理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工业文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乡村始终都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可以预见的是，不论人类社会未来走向何处，乡村作为国家基础的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乡村作为区别于城市的特殊场域，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内容。将治理理论应用于乡村现实问题以维护村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即是乡村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1978 年开启的农村改革，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我国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最为深刻的农村社会变革，乡村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推动了对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探索进程，同时也促使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乡村治理问题。我国的乡村治理67

　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进一步认识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以及在改革进程中逐渐显露甚至有所激化的乡村问题。1996 年张厚安在《乡政村治—— — 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一文中提出的“乡政村治”概念被视为我国最早接近“乡村治理”的理论阐释。他认为，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形成了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通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来治理农村，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找到的农村最好的治理模式 [3] 。然而，支配乡村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的简单组合。徐勇在《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正式提出“乡村治理”，试图运用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乡村社会及其问题。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开拓了研究领域，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的话语转变，适应了新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研究现状。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做到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4] 。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 [5] 。乡村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是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而逐渐完善并形成今天的乡村治理概念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在市场化和现代化属性不断渗入到乡村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乡村治理必将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当前阶段，乡村治理就是参照城市模式，对乡村布局、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农村居民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追求。乡村治理内涵丰富，对其进行深刻阐释有利于认识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乡村问题，从而为乡村治理研究的学科化系统化做准备，这对于体现农村政策实践成效、完善农村政策实施、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二、历史演进：动态变化的乡村治理虽然乡村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理论研究，但乡村治理却并不是一种现代现象，乡村治理活动本身一直存续，它贯穿于乡村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的乡村治理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研究表明，不同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都与前代治理模式有着重大关联 [6] ，通过对古代、近代、现代乡村治理模式的类型化分析和梳理，一是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乡村治理的样态图景；二是能够更好理解当前推进农村法治化治理的深层背景，理解乡村治理法治化孕育于我国各个时期乡村治理的合理内核之中，乡村治理法治化正是沿着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轨迹所作出的时代选择。（一）传统乡村治理的“宗族—礼治”模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传统乡土中国在政治上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条轨道，反映到社会治理模式方面即对应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自秦朝实行郡县制以后，国家政权往往只到达县这一层级，地方公共事务不受中央过多干涉，实际上就是以县为界，将中国政治结构划分为县以上的中央集权和县以下的自治体制。秦晖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自治体制即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68

　皆自治，自治靠伦理 [7] 。一方面，宗族是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载体。由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其功能在于有效整合乡村资源，使乡村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家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产生内心敬畏和服从，实现对乡村的组织化控制。宋朝开始，政府采取政策鼓励乡村宗族发展以稳固地方，客观上使宗族组织及其治理行为增添了官方色彩，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对宗族成员的控制。另一方面，封建儒家伦理规范是宗族组织得以维系并实现有效治理的道德基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建构的“礼”全面渗透进入中国古代社会，使乡村社会成员在“三纲五常”的思想约束下难以有实际的行为僭越，为宗族自治提供了价值引领和内部秩序。古代乡村在儒家伦理规范的统摄下，依靠宗族组织实行基层自治，这种“宗族—礼治”模式基于小农经济和“熟人社会”，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得以历经千年而不衰。古代乡村治理孕育了我国乡村自治的传统，特别是突出道德教化在治理中的功能作用，抛开价值判断因素，仅从这种治理模式本身来看，其自治和德治资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二）近代乡村治理的“县政乡治”模式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伴随着列强入侵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传统社会结构趋于崩溃，以“宗族—礼治”为基本模式的古代乡村治理方式几近瓦解，乡村治理面临着整体再造。20 世纪初，清政府为挽救危局、巩固封建统治，被迫实行新政。受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潮流的影响，特别是弥合国家内部分裂的需要，清政府仿效日本，把推行地方自治作为新政的关键。1908 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按人口多寡分为镇和乡，试图通过强化国家政权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收拢和控制。以后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也基本延续了清末新政时期地方自治经验和相关政策规定，但其中心思想都是通过延伸国家政权的科层化体制，将乡村基层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管理之中。近代乡村治理的各种尝试，很大程度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客观上确立了我国真正具有现代民主意义的乡村自治，有利于基层社会稳定。然而，名为乡村地方自治，实则企图以国家政权下探的方式加强地方控制，攫取乡村经济资源，使得这种“县政乡治”的乡村治理带有明显的工具性目的，导致治理行政化逐渐压倒治理自治化，难以获得治理成效。总体而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不过是“地方自治”外壳掩盖下的政治博弈，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三）改革开放前乡村治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政党运动与农村政权的建设结合起来 [8] ，通过整合农村政治与经济组织，将“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三级治理架构植入乡村基层，并逐渐取代一切行政和非行政组织。在这种“政社合一”的崭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农民被统一组织进行集体生产和公共生活，从而打破了乡村社会两千多年固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组织状态和治理机制。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表征下，人民公社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69

　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将国家力量强力渗透于乡村基层，以此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全吸纳和全覆盖，有学者称之为“全能主义国家”或“总体性社会”的治理模式 [9] 。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建构，使得中国乡村成为高度组织化、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社会单元，日常管理呈现出井然有序、和谐安定的乡村新面貌。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制度是为适应国家整体经济建设的总体需要，与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要求相耦合。然而，国家从农村无偿汲取工业原料，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迟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十年间，人民公社制度逐渐僵化，加之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至改革开放前夜，这种治理模式已在部分农村伴随着自发性的生产模式转变而发生改变。（四）新时期乡村治理的“乡政民治”模式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促使人民公社制度逐渐取消，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建立有效填补了乡村治理“真空”，并由此演变形成“乡政民治”的乡村治理范式。“乡政民治”就是在乡镇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之下，乡村居民依托村委会等自治组织对本村公共事务行使自治权。在此治理框架下，国家体制性权力上收至乡镇，乡村政治实现了国家政权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分离，进而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同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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